从弟小青打来电话，告知三叔猝然辞世。

时值盛夏上午七八点钟光景，已过花甲之年的三叔刚起床，准备到后院去“侍候”那些叽叽喳喳的鸡呀鸭呀的，岂料尚未站稳消瘦的身躯，便一头栽到地板上，仅几分钟就停止了呼吸。

小青在电话里悲不自禁，哽咽着说：“我爸昨天好好的，还与我出了一趟远门，哪晓得今天就……”

关于三叔的突然离世，家里人的分析是一致的——估计是高血压所致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为三叔办丧事。我的大哥稍有闲暇就在我耳畔抱怨从弟小青：“太没经验啦，三叔刚倒地他们就忙着去扶起来，也不知打个急救电话。这人啊，看来还是多读几年书好……”

我从数百里的城市赶到老家时，村寨里犹如往昔，异常安静。三叔家堂屋里，家族中的几个长者正忙着为三叔收殓。香烛袅袅，纸钱铺地，三叔静静地躺在冰冷的棺木里，头发卷曲、枯萎，皮肤青紫，颧骨凸起，紧闭的双眼深深的洼陷下去，四肢紧缩……蓦然间，我的心仿佛遭遇八九级地震——剧烈颤栗起来。

说实话，我与三叔之间应该是情感薄于血缘。这大抵是源于我尚未知事他就远赴祖国南疆的老山前线，参加自卫反击战。回来后又不能与我等“小屁孩”亲近，却把扉页记满毛主席语录的笔记本慷慨赠与我已念初中的兄长们，我能够“沾光”的，无非是他偶尔将他的三等功奖状小心翼翼地从箱底翻出来，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，自豪一番。我们很好奇，往往趁他外出之机，偷偷摸进他的房间，从箱底翻出他的三等功奖状反复“瞻仰”。但往往都被他抓个现行，结果是被罚站立或蹲马步。

三叔退伍时才二十出头。当时寨子里的年轻人每天几乎都是两件事：白天担水、放牛、割草和田地间忙活，夜晚打牌、酗酒、闲聊和半公开赌博。三叔的不同是在夜晚，他独自一人躲在房间里一边裁剪废旧报纸、卷烟、抽烟，一边摆弄小小的收音机，收听那些咿咿呀呀的歌声和新闻。

更让人费解的是，他几乎每天天不见亮就起床，独自在村寨里喊着口号坚持操练。“一二一”、“一二三四”……小村上空久久回荡着他既高亢，又沙哑的声音，坚定、执着、自信，至今仍会时时撞击我的心壁，重重地。

再后来，我的爷爷奶奶无法忍受三叔二十多岁的“大龄”还不成家的现实，左托右请，百般周旋，且对三叔软硬兼施，终于将邻寨的一个厚道姑娘铸就成三叔军功章上的另一半。从此，我有了三婶。

成了家，尤其是短短几年间有了我的三个从弟后，三叔每天仍就天不见亮起床，不过不是喊着口号满寨子操练，而是一转身就窜进了庄稼地，天擦黑才赶着牛，背着一架沉甸甸的青草回来，胡乱填填肚子，顾不上洗漱，他就倒在床上呼呼睡去。他的房间里，除了雷鸣般的呼噜，再也听不到收音机咿咿呀呀的声音。为此，爷爷和奶奶笑得合不拢嘴：“我们家老三稳当了”！

老家地处偏远，石山突兀，土地贫瘠。有了家庭和孩子，地里的产出已无法满足天天都要吃喝的大嘴小嘴。怎么办？三叔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。时值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。

不久，村里人发现在小村背后的山脊上，三叔那身着浅绿色军装的年轻身影，正在浓密的荆棘和草丛里挥汗如雨。才几天功夫，那些灌木林和草丛，被他硬生生从山脊上一绺绺、一块块撕扯下来，裸露的山脊经他几番翻弄，就可以栽种谷物和蔬菜了。

几年下来，三叔就从村背后的山脊上开发出了一片片的地，家里的吃粮问题算是基本解决了。

可容不得他喘一口气，棘手的问题又接踵而至，首当其冲的就是住房问题。三叔自立门户后，爷爷将三间老屋分了一间给他安顿家小，刚开始还能勉强凑合，可到我的三个从弟陆续上学后，再让他们每晚挤一张床睡觉就行不通了。更何况在农村，哪家不是常有三亲六戚往来留宿，逢到这种时候，从弟们只得趴在牛圈里权且将就了。

村里发动大家种烤烟，乡亲们没种过，都不愿意。三叔不 顾家人反对，报了名。说干就干，三叔把家里的土地全拿出来，按照村里的要求，带着三婶起早贪黑地忙乎起来。一年下来，人瘦了一圈。第二年、第三年、第四年……接连几年，他都坚持种烤烟。

村头，三叔家的新居已经建成，不大，就三间屋子，很显眼。他的腰也一年比一年更加弯曲下去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在县城中学念书，几乎每天清晨和黄昏，都能在上学和放学途中碰到络绎不绝的“背篼大军”。他们都是县城附近的农民，利用农闲背着背篼到城里来出苦力补贴家用。

一天，放学途中，突然听到有人叫我。转身一看，原来是三叔。他正背着一个巨大的背篼，兴冲冲地从“背篼大军”里向我走来。“家里的烤烟收完了。听说背背篼有钱赚，就来啦”。他嘿嘿一笑，丢下我，挤进他的队伍，走了。

再次见到三叔是在三个月后，也是在我放学的路上。老远就见他将背篼反扣在地，坐在上面，一边吸烟，一边望着远方的山岚发愣。我急忙向他奔去。见到我，他仍是嘿嘿一笑：“放学啦”。我点点头。他问：“今天老师教的东西都会啦”？“会了”！我答。他显得很高兴：“要好好学，不能学我……”一会儿，他站起身，将背篼背上，用手摸了摸我的头：“走了”。我看见才四十出头的他，头发花白，背影越发伛偻。

后来我外出求学，并在外参加了工作，只在每年清明才回老家。每次三叔都会放下手里的活，做上一桌丰盛的菜等我们。见他仍种烤烟和背背篼，我劝他：“兄弟（从弟）们都大了，你都五十出头的人啦，不必再这样苦自己”。他说：“钱这东西，多挣一点是一点的事”。

大约是在2015年，我的二哥告诉我，三叔打电话找他办事，说是老家村寨里没有路灯，晚上老是黑漆漆的，看能不能帮忙协调一些太阳能路灯给村里。在我记忆里，这是三叔第一次找我们办事。事情办妥后，二哥要我回去告诉三叔，好让他放心。到了老家我才知道，原来三叔已经当了村民小组的组长。从弟们告诉我，三叔当组长后，家里的活计几乎顾不上了，一天东奔西跑，不是忙村里的道路硬化，就是忙村里的照明配置，没完没了……

三叔出殡的那天，小青告诉我：“我爸前年到云南参加了战友聚会，应该没有留下什么遗憾。”家族中的一个长辈也告诉我，说三叔到云南参加战友聚会回来后，就一直想把寨子里的路灯安装好，现在愿望已经实现，他该安心了。(义龙新区纪工委  晓 望)